天子在冬至日祭天的节俗由来已久。《周礼·春官》云：“冬日至，于地上之圜丘奏之，若乐六变，则天神皆降，可得而礼矣。”大意是,，大司乐于冬至当天在地上的圜丘上奏乐六次，天神便会通通下凡,，于是可以礼神。所谓圜丘,，就是圆形的土丘，因为古人相信“天圆地方”,既然是祭天，那么在地点的选择上肯定要与天对应。同时，又由于“天为乾（阳），地为坤（阴），南方向阳，因此祭天在都城南郊。

1914年12月23日，民国的第三个冬至到了。天刚蒙蒙亮,，北京城内已是“万人空巷”。一群穿着古装的大老爷们，簇拥着个五短身材、头发花白的中年人,，进入了位于城南的天坛，进行一项十分古老和严肃的政治活 动——祭天。

这位被簇拥者名叫袁世凯,，时任民国大总统。

进入天坛后，袁世凯换上了复古的皇帝冕冠衮服，领着文武百官登上圜丘。待牺牲贡品陆续献上后，古乐奏起，舞蹈队闻之响应。司祀官高声念颂着古僻拗口的祝文：“时维冬至，六气滋生，式遵彝(yi)典，慎修礼物。敬以玉帛牺齐，粢(zi)盛庶品，备兹裡(yin)燎,，祗(zhi)荐洁诚。尚飨(xing)。 ”

随着最后一个“飨”字震彻长霄,，袁世凯举酒敬天，恭恭敬敬地朝祭坛上书有“昊天上帝”的牌位磕四个头，底下黑压压的百官随之伏地。民国时期唯一的一次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祭天大典，在摇曳的火焰中落下了帷幕。

祭天大典一年之后，袁世凯就坐上了龙椅。因此,，这次冬至祭天被普遍视为其称帝前的预热。当时，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就直言不讳地说：1915年是洪宪元年，为给称帝做准备，袁世凯在北京天坛按照皇家礼节敬献了牺牲。

由此可见，袁世凯大张旗鼓地搞祭天大典，就是在释放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———大总统要当“天子”了！当时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就曾发文怒批：“祭天祀孔，议及冕旒，司马之心，路人皆见。”神圣的冬至节，遂成了袁世凯实现野心的工具。

辛亥革命后，君主专制被推翻，隆重的祭天大典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冬至节的存在，彻底失去了政治基础。又因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，似乎冬至也跟着背了部分“黑锅”，成为许多人眼中的封建文化残余。《大公报》就曾在袁世凯祭天前发表“闲评”，说冬至当天“全国官员端冕垂裳，鸣钟伐鼓老天看了都会以为“施耐庵闹天宫之寓言，竟将实现于今日乎。讽刺祭天大典是沐猴而冠，沉滓泛起。

民间的冬至节俗，也受到了辛亥革命的猛烈冲击。1912年1月1日，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,为表示与旧王朝、旧秩序分道扬镳，与世界接轨。

1914年，内务部以阴历元旦为春节、端午为夏节、中秋为秋节、冬至为冬节,，将冬至保留为法定节日。不过，这也形成了政府机关等上层社会用阳历，而民间仍用阴历的“二元”现象。

新旧历之争愈演愈烈。1927年底，信仰基督教的北伐军司令冯玉祥在河南、陕西、甘肃等地推行阳历，明令将冬至等四节当做社会恶习律废止，规定只准过阳历新年。1928年北伐成功后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《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》，仿效日本，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,将所有阴历节日强行移到阳历来过。新政遭到了民众的激烈抗议，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34年放弃对民间过传统节日不再干涉。

但由于长时间阴阳历并行造成的错乱，冬至等部分传统节日逐渐被归并或是淡化。如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制定的《旧历节日替代办法》，就已经将冬至开除出“节籍”。